1942年5月8日，滇缅公路尽头的密车站被弃守，远征军一片混乱。杜聿明指挥的第五军从昂山撤退，他站在铁路边焦急地盯着坦克汽化炉的火苗——油料快见底了。短短数小时，他做出的决定是抢修蒸汽机车，把重伤员塞进车厢再炸桥断后。那一次，他的果断救回了不少老兵，也彻底暴露了一个问题：他最擅长的还是中等规模机械化部队的机动作战。
撤回昆明后，杜聿明被迫让部队休整整整三年。第五军的坦克、装甲输送车、75野炮大修一遍又一遍，可弹药和燃油配给却年年缩水。有人提醒他说：“装备像狼，吃得多。”他只摇头。显然，离开充足的后勤，他的高级机动作战理念就像被拔掉尾鳍的鲨鱼，威风不再。
1945年10月18日，南京电令抵达北平机场，杜聿明受命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。他从机舱下来时已经46岁，胃溃疡折磨得脸色蜡黄，却兴奋得直抖烟灰。迎接他的，是六个远征军番号改编的美械军：新一军、新六军、十三军、七十一军、五十二军和六十军。枪炮闪亮，士气高涨，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舞台。
半年之内，四平、长春、沈阳一线纷纷插上青天白日旗。我军北撤过松花江，舆论顿称杜聿明为“东北名将”。然而，内情并不牢靠。枪管热得发红的背后，是每天数百吨弹药与燃油的消耗，安东—沈阳—四平的铁路线却只能咽下二十来趟列车。有意思的是，敌我火力对比从十比一迅速滑到三比一。
进入1947年春，我军“南攻北守”的被动局面被“三下江南、四保临江”硬生生扭转。杜聿明只得改为“内线作战、持久守势”。战事吃紧，他把电话摔在地图上，喃喃一句：“快没棋下了。”就在此时，廖耀湘的新六军减员逼近万人，连队里印缅老兵只剩十来个；魏德迈远道来访，看完点名册后直皱眉头。
同年2月德惠小捷被夸大成“歼敌十万”，蒋介石电示追歼。孙立人摩拳擦掌。杜聿明急电劝阻未果，只好亲飞德惠。跑道边，他拍着地图对孙立人说：“敌人是有序撤退！”对方笑答：“五日可下哈尔滨。”十六个字的对话成为后来失利的伏笔。很快，我军第三次渡江北上，新一军仓皇后撤，丢下半座粮库。
内部龃龉更让他头疼。六十军曾泽生被拆散配属，弹药补给常被扣，排长抱怨“打光也没人管”。十三军石觉被调去热河，憋着火气说杜偏心。石觉事后回忆：“他打团打师还行，指挥七八个军就乱。”类似评语在将官圈并不少见。
战局每况愈下。1947年夏季攻势持续五十余天，南满与北满连成一片。我军阵地推到锦州北郊，国民党军折损又添三万余。杜聿明的胃病发作，无法久坐指挥台，晚上靠喝苏打水压痛。他心里明白，胜负天平已倾斜，可调整空间极小。
7月8日，他离开沈阳，名义是赴北平治疗。飞机升空时，沈阳兵站库还剩不到三十天口粮。他回沪口述材料时对随员坦言：“弹尽粮绝，再高明的打法也施展不开。”离开东北后，他失去唯一较大的兵团舞台。到了1948年底徐蚌会战，他所能率领的集群已不复当年规模，最终在碾庄被合围，结局众所周知。
回看1942年至1948年的战场轨迹，杜聿明在团、师、军层面的机动作战能力确实突出；一旦战场扩大到数十万兵力，又缺乏稳定后勤，他便显得心浮气躁、调度失衡。部下那句“顶多军长、师长的水平”，听来刻薄，却并非信口开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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