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篇文章讲述了陈士榘上将的生活与品格。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中国还处于贫困时期，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。陈士榘作为5级干部，每月的工资大约400元。现在看来，这个数字似乎不算什么，但在那个鸡蛋只值几分钱、几分钱就能吃上一顿饭的年代，400元相当于不少家庭几个月的收入了。
然而，收入虽然有限，但陈将军的家庭负担却异常沉重。除了六个亲生孩子，他还有一个养女。家里每月的开支相当可观。此外，作为一位军队高层领导，陈将军的老家也有许多贫困的亲戚需要照顾。每月都有人来找他求助，有的要几块钱，有的要十几块，甚至还会有人一次性请求几百元的资助。这些支出让陈将军每月的工资几乎全部用来维持家庭生计，虽然不至于饿肚子，但也谈不上富足。
根据将军的二儿子陈人康的回忆，国家当时有一些特供，专门分配给高级干部，包括每月2条中华香烟，4斤猪肉和4斤黄豆。香烟是陈将军个人的，而猪肉和黄豆则是为了家庭和孩子们的基本生活需要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7个孩子的餐桌上依然经常难得有一顿饱饭。于是，陈将军的夫人想到了一种办法：她在家门前的小空地上圈养了一只小猪，打算等到猪长大后卖掉，或者杀了给孩子们吃。然而，这个办法并非没有困难。由于当时民众吃不饱，家里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去喂养小猪，最后这只猪仅长到四五十斤就被宰杀了。尽管如此，陈将军还是将一些肉送给邻里亲朋，剩下的肉也仅够家里孩子们解决一部分温饱问题。
展开剩余66%陈人康至今记得，那几块猪肉虽然不多，却大大改善了几家人的生活。对于这段往事，他仍然感慨万千。尽管家庭如此困难，陈将军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家人谋取私利。陈人康回忆道，父亲严格区分公私，对待工作和家庭的态度几乎已到了程式化的地步。他从不利用职权为家人谋取任何不当利益，也不让子女享受任何特殊待遇。
在陈人康的印象中，家里的孩子从未坐过父亲的车。比如，妹妹陈小琴的学校离家十几里路，她每天都是步行上学。某次妹妹生病发烧，想让司机送她一程，陈将军严厉地告诉她：“车是给我工作的，不是给家属用的。老百姓的孩子生了病，也没有车送，不是照样得自己去上学吗？”结果，妹妹不仅没坐上车，还受到了父亲的批评。
还有一次，几个孩子参加了部队举办的国庆晚会，回到家后他们发现了一个从烟花中掉下来的小礼花降落伞。几位孩子觉得新奇，把它带回家。陈将军看到后，立刻严肃地批评了他们：“公家财产，一分也不能占！”并命令他们立即上交。孩子们把降落伞交到了工程兵军务处时，处里的同志们笑了：“陈司令太严格了，这玩意儿给我们，我们都要丢掉的！”
进入80年代后期，军委开始对高级干部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，了解领导子女是否从事商业活动。已离休的陈将军对此毫不避讳，直言不讳地说：“除了两个儿子尚未工作，其他孩子都在正式单位工作。我已经没有权力了，如果有权力，也不会拿来为他们安排工作。”这是真实的情况。直到陈将军于1995年去世，他除了些许个人存款外，没有积累任何额外的财富，更没有通过关系为任何孩子谋得职位。
陈将军的第一任夫人范淑琴深知这一点。范淑琴从1938年参加革命，解放后在工程兵政治处工作，一直是陈将军的同事。尽管如此，作为将军的妻子，她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得到过晋升，直到离休时，仍然只是团级干部。许多老同志曾为范淑琴感到不平，批评陈将军：“你把老范的级别压得太低了，难道这样的情况全国都找不到第二个吗？”然而，陈将军始终没有改变他的态度。
陈人康回忆道，作为高级将领的家人，大家一直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教，生活中从未有过过高的要求。尽管当时的生活充满困难，但孩子们却深感怀念那个充满理想的少年时代，尽管那时社会有许多缺陷，但每个人内心都有坚定的信念。
一位比陈将军级别更高的老革命的儿子曾说过：“我们今天很多做法，已经背离了父辈们为了理想抛头颅、洒热血的初心。世上没有不沉的船，我们至少应该保持清白，不拆沉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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